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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人性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很难局限于文学维度:翻译作为推广语言的工具,是经济中不显眼的一部分,也是思想的载体。然而在人工智能进步的激励下,翻译这个领域正在转型。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翻译乃每一种文明接触其他文明的途径。
Agnieszka Ziemiszewska

尼古拉·弗勒利格Nicolas Froeliger
尼古拉斯·弗勒利格曾是一名专业译者,现任巴黎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语用翻译。

翻译无处不在,却从不高调示人。我们都知道何为翻译,但各有不同理解。它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能力[美籍法裔作家、语言学家、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经写到,理解即翻译],它调动了非常具体的各种技能;翻译似乎只是一种悖论。无怪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更倾向于使用隐喻(往往是贬义)来尝试定义翻译,比如,将翻译定义为“不忠的美人”,或“奴仆”,或“刺绣的背面”等。译者则被喻为“中间人”“工匠”“模仿者”,偶尔也被喻为“叛逆者”或“调查者”等。

此外,人们常常对翻译有先入为主的看法,例如:“翻译是不可能完成的”“只要有字典,人人皆可翻译”“翻译只关乎语言”“人不可能以翻译为生”“译文一定不如原文”“自动翻译很快就会取代专业译者”……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站不住脚的,但却能引人深思。

因此,应当作出说明。首先,我们要记住,翻译既是一项工作,又是这项工作的结果,这两个方面无法完全重合。许多翻译并非由译者完成,而专业译者所做的往往远不止简单的翻译。此外,译者大多是女性:占译者人数的四分之三。

“表达几乎相同的意思”

翻译也需要多种定义,从“表达几乎相同的意思(dire quasi la stessa cosa)”[意大利符号学家、小说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关于翻译的书作标题]到“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另一种意思”[法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让·加涅潘(Jean Gagnepain)所说]。从一种以语言知识为先决条件的活动到一种教授相同语言的工具。我们翻译的是一种审美情感、一种信息、一种意义、一种意图……翻译研究界亦是如此。有学者将翻译视为研究对象,于是他们被称为“翻译学家”。也有学者将翻译作为一种工具,用来服务于比较文学或其他文学的语言科学、哲学、精神分析学、女权主义或后殖民研究等。在任何情况下,关键词都是“跨学科”。

面对宇宙之浩瀚,人类很容易迷失在其无限的特殊性中。因此,当这一活动、职业、工作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受到人工智能进步的激励时,最好能概述一些利害攸关的问题。

首先,翻译对文化而言不可或缺。

首先,翻译对文化而言不可或缺。由于翻译的存在,每一种文明都能认识自己,并能够接触其他文明。这是翻译最古老的支系,因此仍然是最受推崇的支系。翻译始于公元前1271年已知的首次法律翻译(赫梯人与埃及人之间的一项和平条约),此后《圣经》(Bible)和其他伟大的宗教文本翻译接连出现——从“七十士译本”(公元前3世纪在亚历山大港首次将希伯来语的《圣经》翻译成希腊语的《圣经》)直至今天的各种译本,并从此走向了文学领域。语言的差异使人怀疑可能存在不可译的文本或概念,而翻译则使人人都能跨越这种差异,通过自己的语言接触到名著以及人类其他书面作品和今天的视听产品。事实上,正如法国哲学家、翻译学家芭芭拉·卡辛(Barbara Cassin)所说,这些作品永远都需要一译再译。

推动思想传播

就公民身份和公共政策而言,翻译是进行调解以及推广民族语言或其他语言的重要工具。即便是为军队效力,它也很好地平衡了无知、仇恨和暴力。正是依靠翻译,思想得到了传播。随着移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可,用自己的语言获得卫生、司法、立法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翻译虽然并不显眼,但也是经济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翻译职业正在经历全面转型,重组形成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岗位,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笔译和口译,还划分出本地化、术语管理、审校、译后编辑、项目管理、技术写作、语言工程等。所有这些都被统称为“语用翻译”,即,首先具有交流(技术、科学、法律、新闻、经济、金融文本等)目的的翻译。全球范围内有几十万人参与其中,资金流动超过500亿美元。

翻译是构成我们共同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肤浅的思考可能会使人反对这些不同的方面,或对其中的某个方面有所偏袒。我们应该修正方法论上的一个错误,认识到社会与文化并不矛盾,自动化也不是专业人士的厄运。事实上,翻译的繁荣离不开专业译者。另一方面,当前的形势迫使我们刷新了对翻译、翻译从业者和翻译的社会地位的观念。虽然自动翻译工具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获得它们,于是自动翻译工具成为了一种共同利益,而这并不会使专业人员限入困境,因为机器翻译没有将沟通维度与人类语言能力结合起来,无法从既有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同样,对于在数字和经济层面上更具局限性的文学翻译领域,翻译职业和我们所说的“语用翻译”为其奠定了基础。

除了这些多样性之外,我们必须理解,翻译是我们共同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有要素都可以且必须被视为归属于同一个整体。同时,翻译首先是一项投资而非成本。

没错,翻译值得每个个体和全体社会去更好地了解和实践。对前者来说,掌握语言之后,翻译就成了进行阐释的强大工具;对后者来说,翻译实现了尊重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交流,而这是单一语言或主导语言所无法做到的。事实上,引用梵森大学(法国)英国文学教授克莱尔·茹贝尔(Claire Joubert)的话来说,我们能确定,有了翻译,就可以去“思考从语言到地缘政治的整个链条”。诚然,翻译并不引人注目,但它是一个特别的杠杆,要靠我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来抓住——翻译如海纳百川,包容一切可能。

作品被翻译次数最多的作家翻译总次数*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年),英国小说家7236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年),法国作家4751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年),英国剧作家4296
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1897—1968年),英国作家3924
芭芭拉·卡特兰(Barbara Cartland,1901—2000年),英国作家3652
丹尼尔·斯蒂尔(Danielle Steel,生于1947年),美国作家3628
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年),俄罗斯政治家3593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年),丹麦童话作家3520
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生于1947年),美国作家3357

*约三十年(20世纪80年代至2009/2010年)不同语言的译作(包括再版)数量。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索引数据库(Index Translationum)

揭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文索引的神秘面纱

丹麦童话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英国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以及“匹诺曹之父”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有什么共同点?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翻译索引数据库(列明世界译著的独一无二的书目数据库)统计,他们是世界上作品被翻译次数最多的作家。

该索引数据库是1932年由国际联盟的国际智力合作研究所创建的,于194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它的出现早于组织的成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先启动的计划之一。它基于一种强烈的信念而诞生,即“翻译是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的宝贵力量”,人们从中可以纵观思想之流动。根据这份索引,我们得知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语言依次是: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接下来是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该索引数据库的扩充在2013年因财政问题而中断,在此之前,参与国的书目中心或国家图书馆都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送所有知识领域译著的书目数据。截至2013年,它包含了超过400万个条目(其中220万个已数字化),涉及1139种语言(作为原语言或目标语言)的翻译,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大的数据库之一,涵盖了超过50万名作家创作的、由大约60万名翻译者翻译的作品。该索引数据库尽管已被搁置,但其仍然被认为是译著方面的关键信息来源。

翻译连接世界
UNESCO
2022年第2期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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