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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译者是否该与作者保持一致?

译者的作用是一丝不苟地传达作者的声音。但要完成这项具有代理性质的任务,译者是否该与作者保持一致?如果是,两者之间的相似性该达到什么程度?这一议题早已存在,却在近日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普世主义的支持者与多样性的捍卫者对此各抒己见,同时,关于翻译合法性的复杂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
Agnieszka Ziemiszewska for the UNESCO Courier

洛里·圣马丁(Lori Saint-Martin)
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文学研究教授洛里·圣马丁是一位散文家、小说家、会议口译员、文学笔译员(将英文和西班牙文作品译成法文)。她近日出版了《必要之善:文学翻译礼赞》(Un bien nécessaire, éloge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2022 年)。

翻译连接着至少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与多样性密不可分。这是一种对他者的深刻体验,即便我们有时与翻译的对象拥有相似的文化。许多译者会喜爱某个作者的作品,因其在“种族”和文化上与自己殊异,并着手寻找愿意出版译文的出版商。考虑到这一因素,2021年由阿曼达·戈尔曼(Amanda Gorman)的诗作翻译产生的争议难免让此类译者感到不安。

让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荷兰莫伊伦霍夫出版社宣布,选择玛丽·卢卡斯·莉涅维德(Marieke Lucas Rijneveld)来翻译阿曼达·戈尔曼在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就职典礼上朗诵的诗歌《我们翻越山丘》(The Hill We Climb)。莉涅维德是一名年轻的非二元性别者,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刚刚获得“国际布克奖”。对此,记者珍妮丝·杜尔(Janice Deul)问出版社为什么不选择一位黑人青年女性来从事这一翻译工作。莉涅维德旋即宣布退出翻译项目,而许多文学人士纷纷愤怒地表示,译者有权翻译与自己迥然不同的作者的作品,不应受到任何限制。

这些抗议的发生实属意料之中,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无可厚非的(尽管个中缘由说得还不够细致),使得这场辩论刚刚开始便结束。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无论是争取权利的豪言壮语(“我有权翻译任何人的作品”),还是关于身份的硬性规定(“只有黑人青年女诗人才能翻译另一位黑人青年女诗人的作品”),都无法作为明确的答案。

有些人认为,提出“谁能翻译谁的作品”这个问题,是在利用文学玩弄权术。按照他们的说法,翻译最初是一个公平和谐的完美世界,而多样性的介入破坏了这一切。但事实并非如此——出版界(包括翻译界)始终充斥着权力斗争,这让阿曼达·戈尔曼事件显得不同寻常,因为它至少使人们看清了一些暗处的东西:性别关系、“种族”关系、阶级关系和地缘政治关系。

多样性的假象

书店里摆放出来的大量新译著让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误印象:世界各地包罗万象的作品尽在眼前。他们经过仔细观察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其实相当整齐划一——少数几种语言,少数几个国家,全球精英阶层,几个站在塔尖上的人。直到不久前,翻译的历史仍是以白人权贵男性之间的相互捧场为主,虽有女性译者,却少见女性作者的作品译本。

直到不久前,翻译的历史仍是白人权贵男性之间的相互捧场。

 时至今日,无论是否存在霸权,翻译依然无法摆脱南北之间以及不同“种族”、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统御关系。我们能够读到一些外国种族化女作家的作品的译文,但这些作家通常属于全球层面的精英之列,使用前殖民者的语言(英文、荷兰语、法文、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文等)写作,且作品在纽约、伦敦和巴黎等地出版。等待一部印度女作家以印地语、马拉地语或马拉雅拉姆语写作的作品译文问世,其间早已有几十(即便没有数百)部英文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哪怕是在受压迫和被排挤的少数群体内部,也存在复杂的等级制度。美国黑人女作家在国内可能面临种族歧视,但在国外却受益于美国建立的全球霸权。与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用沃洛夫语写作的黑人女性相比,美国黑人女作家作品得到翻译和国际传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可见,须有基础的文化资本,方能开始进一步的累积。

尽管总体统计数据很难获得,但是作品获得翻译的男性作家似乎多于女性作家。在拉丁美洲文学鼎盛时期,几乎没有女作家的作品被译成其他文字,整整一代的重要女作家(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Cristina Peri Rossi)、路易莎·瓦伦苏埃拉(Luisa Valenzuela)、埃琳娜·加罗(Elena Garro)、西尔维娜·奥坎波(Silvina Ocampo))未曾被世人所了解。2011年至2019年,美国出版的小说或诗歌译著中,原作者为女性的仅约占26%。

我已经能听到,“伟大普世文学”(由优势阶层编造出来并小心维护的概念)的信徒们正在大声疾呼,应该把最好的作品传播到全世界。但是,在出版行业作出取舍的不正是那些优势阶层吗?主张译者享有绝对自由的那批人常常忘记指出:翻译界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美国作家协会在2017年开展的一项国内研究发现,83%的在职译者是白人,黑人或非裔美国人只占1.5%。

冲破自我隔离的藩篱

由此可见,翻译行业需要吸纳更加多样化的新人,而不是继续作为白人的专属领域。关于榜样对于受歧视群体的重要意义,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假如从来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尝试写作,你就很难设想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同理,假如绝大多数译者都是白人中产阶层,具有多元化背景的人怎么会想要进入这个领域呢?

不过,共性并不总是按身份划分的,也可以基于风格、意见或主题。其他深层次的共同点也会产生翻译所需的能量。一位比我年轻得多的魁北克译者将我的一部小说译成了英文;一位比我年纪稍长的阿根廷人又将这本书译成了西班牙文。我从没想过他们由于是男人或在其他方面与我不同,就没有资格来翻译我的作品。

关于如何选择译者,法籍刚果小说家阿兰·马班库(Alain Mabanckou)说过一句俏皮话:“在我看来,猫的颜色不重要,能抓住老鼠就行。”但其他人可能会认为猫的血统很重要。一些来自受压迫或边缘化群体的作家更青睐有着同样出身的翻译,另一些作家则乐于接受“非多元化”的译者。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将看到更多来自少数群体或边缘化群体和背景的译者(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不过,就像身份并不是决定能力的唯一要素,我们应该避免将译者局限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除非他们自愿专门致力于此。

最后,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阿曼达·戈尔曼事件。我并不是说没有一个白人能够译好她的诗,我只是认为在这起受到媒体高度关注的、极具代表性的事件中,选择一位黑人青年女性译者不仅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而且能够表明对多样性的支持。

更普遍而言,让弱势群体作家和更多元化作家的作品得到翻译,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社会公平的关注。昔日的殖民主义戴上全球化的假面,而本性难移,继续扼杀着他者的呼声,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公众听到这些呼声。

翻译震撼了我们的心灵,移动了世界的中心,扰乱了主导意识形态。

我们翻译(和阅读译文),是为了不陷入由抹杀和排斥构建的虚伪暴戾的“自我隔离”。翻译带来一种震撼,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有了翻译,原本恒定的中心开始变化,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也逐渐松动。最好的翻译,就是让多样化本身,让多元世界触手可及。

翻译连接世界
UNESCO
2022年第2期
UNESCO
0000381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