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时代的故事

彼得·弗兰科潘

丝绸在罗马帝国很流行，但也有人不以为然。古罗马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塞内卡（Seneca）认为这种材料的质地过于轻薄，过度暴露女性躯体；普林尼（Pliny）等人认为，罗马人不应该把钱花在奢侈品上；还有人抱怨，从帝国境外购买商品刺激了他国经济，而损害了罗马的利益。

事实上，两千年前罗马与中国之间的往来并不密切。这也在意料之中；毕竟两个世界距离遥远，而且彼此之间还隔着众多帝国、民族和文化。

一些当代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不应将“丝绸之路”的基本理念局限于两个同时期帝国之间的关联，而忽略所有其他势力，并且，这个概念是否应该由欧洲学者提出的标签来定义，也有待商榷。换言之，在当今非殖民化时代，人们正在用不同的方式描述和看待这个世界。

与其他诸多名称和标签相比，“丝绸之路”在许多方面终究更灵活、更实用，也更能体现细微差异。最佳做法是将它作为一个以交流、对话、互动为核心的术语，而不是一个排他性的地理名词。

在普通民众的印象里，“丝绸之路”往往意味着一段充满异国风情的假期之旅，途经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但实际情况是，这个标签涵盖的范围远不止于此。

要撰写宗教史，比如基督教史、伊斯兰教史和佛教史，就不能不研究这些宗教如何传播到了南亚、东南亚、中东、波斯湾、北非和其他更遥远的地方。

同样，要研究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从农作物的传播到冶金技术的引进、采用、改造和改进，就必须去探究，游牧民族和草原世界与连接着亚洲、非洲、欧洲的众多城镇和不同民族有着怎样的联系。

认为“丝绸之路”仅限于陆路交通线，将陆上线路与海上航线（不但连接了波斯湾、印度洋、中国东海和南海的沿海地区，而且沟通了沿海与内陆）截然分开，这在理性上说不通。

因此，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不应在“丝绸之路”问题上设限，而应尽可能全面、包容地考虑这个问题。与其研究“中东”与“南亚”（仅以此为例）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地区的不同之处，倒不如将它们视为两个关联地区，互相有着一系列复杂的交流往来。

昂贵的纺织品和各色物品依然吸引着当代评论家的眼球，但“丝绸之路”上绝不是只有丝绸。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经济和商业是促进交流的最重要的原动力：人们出门远

行是为了做生意，而稀有或罕见的商品可以卖出高价，这其中包括丝绸和陶瓷，或是乳香等香料，甚至还有异常名贵的食品和水果，比如“撒马尔罕的金桃”。事实上，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区，都曾有用不同语言书写的大量指南，告诉人们去哪些地方可以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最美味的食物。

商品的生产者和收税者通过贸易得到了回报。许多统治者都知道，一定要在增加收入和抑制商业发展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其中最开明的当属蒙古人，他们建立的庞大帝国从太平洋一直延伸到黑海和地中海。尽管常常被说成是野蛮的征服者，但蒙古人其实是天才的管理者，他们治下的土地跨越多种不同气候，包含丰富的地形地貌，却能让说着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众多民族和谐相处。与之相似的还有阿拉伯哈里发政权、印度莫卧儿王朝、波斯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其疆域横跨亚洲、非洲和欧洲），这些统治者都认识到，培养宽容精神和促进多样性不仅是开明的标志，也是有益的商业惯例。

还有其他多种动力推动着“丝绸之路”沿线的交流，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教和信仰。而新的信仰的引入往往是通过启发、诱导，甚至武力来完成的。有时，僧侣、牧师和其他人会前往遥远的异国他乡，亲身聆听、学习和观察。例如，7 世纪的中国高僧玄奘曾经完成了一次史诗般的旅行，他穿越中国新疆，游历中亚、印度和斯里兰卡，然后重返故乡。

一些旅行者踏上了长途探险的旅程，其中有些人身负外交使命，还有些人只是想去了解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这些旅行者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他们充分体现出了“丝绸之路”的内涵：沿着这些四通八达的道路去旅行、学习、了解和交流。

诚然，近年来的疫情让所有人都意识到，旅行和商道也会引起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在全球历史进程中，疾病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更是如此。两种最致命的大流行病——6 世纪暴发的查士丁尼瘟疫和800年后出现的黑死病，正是沿着那些曾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条条道路传播开的。这两场疾病导致的悲惨后果是数百万人的死亡。近年来，针对查士丁尼瘟疫和黑死病的基因组序列研究取得了进展，让人们对于疾病的传播方式、地点和原因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发现气候因素在其中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现代社会后，“丝绸之路”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影响力，成为新晋帝国相互角逐的代名词，特别是在中亚地区。一些学者认为，19世纪俄罗斯和英国在亚洲腹地的对抗容易被夸大其词，但事实证明，对当时的思想家来说，大国角力是极其关键的现实因素。大约一百年前，英国政治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提出了日后被称为“心脏地带理论”的观点，宣称谁掌握了欧亚大陆腹地，谁就将取得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

这个观点有其局限性，但它确实在冷战结束后的时代非常受关注，“丝绸之路”也再次吸引了全球公众和政策规划者的目光。原因之一是，全世界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都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以东的广阔地域，那里还出产全球大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相当高比例的小麦和大米。因此，这里发生的事具有重大的地缘政治意义，特别是考虑到这一地区许多国家雄心勃勃，志存高远。

2013年9月，中国在阿斯塔纳宣布启动“一带一路倡议”，其核心内容是创造机会和开发潜力。习近平主席提出这项倡议，意在鼓励亚洲各地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开展高水平的交流互动，同时大力投资建设各种项目，为该倡议提供强大的支持，例如，比什凯克（吉尔吉斯斯坦）的发电厂，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希腊的港口，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铁路。与“丝绸之路”一样，“一带一路倡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发展变化，世界各国对这项倡议的认知也应如是。

“丝绸之路”可以帮助人们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理解当今态势。历史学家总是在说，我们研究丰富的史料，审视过去的种种文化和文明如何历经兴衰起伏，从中获益良多。

历史学家同样可以指出，这些曾在世界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沟通网络，仍是当前和未来协调合作的重要源泉。

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项目的宝贵之处：它保护、促进、培养了关于对话与交流的设想，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对话与交流在以往是何等重要，从而有助于鼓励不同民族彼此开展研究、讨论与合作。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话与交流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但却越来越难以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