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策：1982至2022年国际辩论的核心内容

除了当下这场卫生危机带来的深远影响，文化部门还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新挑战——气候变化对遗产的影响、艺术家地位的变化、打击非法贩运文化财产。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都将成为 2022 年世界文化政策会议的核心议题；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届时将重申文化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地位。

本期《信使》（Courier）杂志探讨了文化如何承载着复原力、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并发挥其关键作用。

1982 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政策会议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在此基础上，经过几十年的巩固，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功能性联系作为一个重要概念逐渐成型。随着文化的物质表现形式不断丰富起来，它们与非物质表现形式的相互依存程度也日益加深。于是我们的做法开始转变为保护所有文化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形式浸润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中，知识和价值观由此实现世代传承。

这个广泛的概念促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1989 年），使“活态文化”融入成为人类遗产的一部分，并与福祉和教育等其他发展领域协同并进。语言、音乐、舞蹈、仪式和手工艺已经在文化领域占得一席之地，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它们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性。这种不断发展的活态遗产承载着社群的集体记忆，可以增强人们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复原力和照见未来的能力。

作为体现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文化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议程的关键词，其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捍卫人权方面的作用日益得到认可，尤其是在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就业和创新方面作出的贡献，十分令人关注。20世纪90 年代大力提倡文化多样性，重新激发了创意资源的活力，这一切围绕着一种核心思想，即发展工作的失败往往是由于疏忽或忽略了人文因素——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和信仰、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和志向、创造性表达和想象力。这种新的动力来源于文化的天然功效，也就是说，文化能够拓展“人们的选择，……让个人有更多机会获得健康、接受教育、作出成绩、体现创造力、享受自尊和人权”[《我们的创造性的多样性》（Our Creative Diversity，1996年）]。

2001年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下文简称《宣言》）是一个里程碑，其中重申了文化与发展不可分割。在《宣言》提出的各项原则的感召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通过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书，将文化范畴扩展到保护水下文化遗产（2001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003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2005年）和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历史景观（2011年）。此外，还在2003年10月通过了《关于蓄意破坏文化遗产问题的宣言》（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Intentional De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人们对于文化作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概念上。2004年，莫斯塔尔桥的重建工作带来许多挑战，此桥1993年毁于波黑战火，因此在修复古迹的同时，还有必要让属于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的群体都参与到重建工作中来，共同治愈集体创伤。《代顿和平协定》（Dayton Peace Accords，1995年）结束了波黑战争，该协定在关于尊重人权的条款中特别列入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内容。这也是文化遗产首次被认定为建设和平的基本要素。

201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廷巴克图（马里）开展了重建被毁陵墓和保护古代手稿的大型项目，再次体现出将文化因素融入和平工作的必要性。通过重建历史古迹、还原一个完整的社区，人们便能再次创造彼此相连的社会关系。有多项计划正是以此为目标，例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振摩苏尔精神”项目框架内支持重建伊拉克城市摩苏尔，以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调下采取措施保护黎巴嫩贝鲁特的文化遗产和教育系统。

多年来，历次国际文化政策会议不断涌现出新的议题。在1998年斯德哥尔摩（瑞典）会议上，考虑到当时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参会者们着重探讨了文化获取问题、表达自由、参与式治理和文化产品贸易等主题。数字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文化消费和传播。这些新技术让人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取内容，催生了欣欣向荣的文化和创意产业，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例如放宽市场管制、给予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士更加公平的报酬、应对经济集中、填补数字鸿沟、制定文化规范等。这些都是热门话题。

在全球范围内，未来社会的图景正慢慢呈现。大众旅游、无序的城市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威胁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World Heritage List）的多处标志性遗产，包括威尼斯及其潟湖、菲律宾科迪勒拉水稻梯田、加拉帕戈斯群岛（厄瓜多尔）、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和黎巴嫩的神杉林等。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危机期间，文化展现出其自有的适应力和复原力，当一切陷入停滞，更凸显出文化行业内部以及文化与经济、卫生、教育等其他领域的团结一致。不过，这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文化行业始终存在的脆弱性，敦促人们重新思考文化行业的核心基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相关规范和规划吸纳了过去40年里逐步形成的概念作为基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提出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必须发挥重要作用，引领各方围绕新的挑战展开国际对话。在墨西哥会议上，文化外交、打击非法贩运文化财产、将这些财产返还或归还其原主国、艺术家地位问题、表达自由、创意经济、数字变革的影响、可持续文化旅游业、 文化在气候行动中的作用等议题，都将成为讨论热点。这届会议的目标不仅是明确未来要采取的行动，还要将文化重新定位为全球公共产品。

必须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文化（包括通过线上渠道），必须保护属于全球公域的文化多样性，在新的挑战面前，必须保障充分的文化权利。为应对这些当务之急，需要通盘考虑整个国际社会，协调努力，同时地方和国家也应作出承诺。为了建设体现扶助和包容精神的社会，关键是要认识到，文化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可以推动变革。在订立新型社会契约时，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到文化因素。文化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意义和创造力，塑造了我们的归属感，释放了我们的想象力和创新力，激励我们致力于打造更加可持续的未来，以造福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