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我追求与自然合作，而不是与自然为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蕾蒂西亚·凯西（Laetitia Kaci）担任采访

您出生在布基纳法索中东部的甘多村，是什么促使您选择了建筑师这个职业？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很想改造布基纳法索的教室。我待过的那些教室闷热、拥挤，采光也不好。我最终选择建筑专业，是希望为未来的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我对在柏林工业大学学到的知识进行了调整，以适应建筑所在地的环境。大学教授鼓励我坚持一个理念，即改进传统建筑方法，使用当地建筑材料。但他们也让我意识到，我向往的建筑方式不仅仅是某种个人追求，也超出了个人关切的范畴，它可以为整个建筑领域作出重大贡献。

甘多小学是您的第一个建筑项目。您没有使用水泥和混凝土砖，而是选择了生土等传统建筑材料，为什么要这样做？

作为一个在材料方面总是随机应变的建筑师，我会使用那些现成的、或者在当地有着特殊意义的建材，并且要考虑能够体现这种特殊意义的具体地点和时间。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有一项指导原则——一定要使用当地人熟悉和了解的建材，要让当地专家可以很轻松地维护相关建筑。有太多现代建筑都忽视了这一点，我已经成功在此类地区实践过这种做法；而现在，我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经过验证的可靠方法带到拥有更广泛关注的环境中了。

民众参与了甘多小学工程和此后的一些建筑项目，这种参与的意义何在？

各方频繁对话，确保民众有参与感。我提出的建筑方法此前从没有人实践过。我建议采用一种在当地很出名，但价格并不昂贵的建筑材料。我告诉村民，我在大学里学会了盖房子；可在甘多，人们通常是向长辈学习这门技艺的。我和村民一起动手做实验，向大家展示我的设想，证实这些想法行得通，就这样说服了所有人。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对建筑材料的使用。想在资源匮乏的地方盖房子，就不能轻言放弃，不要说“没办法，办不到”，也不要说“我们得从其他地方运东西过来”，而是要让这种匮乏成为促进创新的动力。

我学到的另一点是，确实有必要拿出一部分时间来确保民众参与。不要错误地认为，你带来了礼物，其他人就应该表示感激，人家并没有要求你送礼啊！信任源自包容和参与，而不仅仅是理性的解说。解决方案也是如此。主事者在考虑问题时置身事外，而利害相关者又没有机会参与其中，这样是找不到解决办法的。

您是怎么做到给建筑物注入生命的？

自然已经赋予了各种空间特定的氛围感，我总是尽可能与自然合作，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就要求我找到具有自然气息的材料，让自己沉浸在它们所构成的环境里，从而探索如何营造多功能的家居空间，搭建舒适且令人愿意长久停留的场所。

建筑在多大程度上关乎社会平等？

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我一切工作的起点和终点。假如没有人需要房子，我为何要盖房？假如我盖好的房子无人问津，它的用处又是什么？只有被使用的空间，其本质才能全然体现。做不到这一点的建筑，总归令人遗憾。我不是说建筑就应该甘于平庸、墨守成规，不去尝试新的创意和设计；但如果想让一栋建筑物历久弥新，就需要有活生生的人愿意置身其中。这至少是我给自己的建筑定下的目标。

您提倡建设“和谐与和平的城市”，这指的是什么？

这是指民有和民享的城市。城市应该让民众拥有充足的休闲和聚集空间，由此提供的舒适度越高，民众就会越平和。这是我们当前不得不面对的巨大挑战。

您的建筑的一大特色是节约能源，在设计时结合了当地的建筑材料，可以抵御高温。在全球变暖的大环境下，这种做法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为什么会这样？

我认为节能是现代建筑的一项重要功能，我的建筑设计自然也是围绕着节能展开的。对待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进行通盘考虑，不能一味追逐最新潮流，也不能只说空话，而不去思考其中深奥的复杂性。

您是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的首位非洲获奖者，获奖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是出人意料的惊喜，从宣布获奖到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月了，我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个奖项极大地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也是一种责任。

您如何看待本土化生态建筑的未来？

我一个人可答不上来。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召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众多专家，共同思考我们的行为方式应该如何维护地球环境和有限的资源。据我所见，这一代人已经意识到伟大的设计与生态环保建筑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相互借鉴。也许正因为如此，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会带给我们惊喜。

您已经在布基纳法索、肯尼亚、马里、美国、欧洲、中国等地进行过建筑设计，接下来会去哪里呢？

我们在乌干达坎帕拉修建的坎旺卡社区游乐场不久前刚刚向公众开放，这个项目体现了凯雷建筑设计的所有特点。与此同时，贝宁国民议会大楼的建设工作仍在继续；随着布基纳法索的教育基础设施不断发展，总是有做不完的工作。

除此之外，我们正在葡萄牙、德国和多哥开发新项目，很高兴能够在新的地方继续探索，去实践我们的建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