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安·德普雷：“为对抗物种衰退，我们需要昂扬的激情”

文西安·德普雷（Vinciane Despret）是一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任教于比利时列日大学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在《狼与羊的群居生活》（Quand le loup habitera avec l’agneau）、《像老鼠一样思考》（Penser comme）和《像鸟儿一样生活》（Habiter en oiseau）等作品中，她对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强烈质疑。德普雷密切观察动物的行为，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小说「如新作《章鱼的自传》（Autobiographie d’un poulpe）」改变人们对动物的看法。

阿涅丝·巴尔东（Agnès Bardon）担任采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西方哲学传统几百年来一直宣扬人类优于动物，这种观点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了？

法国哲学的主流观点是，动物没有灵魂，而人类拥有灵魂。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待动物的行为——以动物为食，囚禁动物，管束动物。甚至在语言结构上也是如此。说到动物时，我们使用的句法结构让动物成为一种被动的存在。我们说动物的命运由别人主宰，动物的行为受到荷尔蒙、冲动、生物或生态因素的影响。日本作家水林章（Akira Mizubayashi）在《旋律：关于爱与渴望的回忆录》（Melodie: A memoir of love and longing）中写道，他不知道该如何使用笛卡尔的语言来谈论自己的爱犬，这种语言对动物是不友好的。

在行为主义传统的影响下，动物被机械化了，这在老鼠实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人们研究老鼠的学习方式，不是要发现这种动物的具体技能，而是要复制典型的人类学习行为。比如为了展示学生的课堂记忆能力，研究人员将老鼠放进迷宫里，却又不允许老鼠用自己的方式（留下气味标记）寻找出口。行为主义将动物机械化，造成的后果非同一般，因为这种方式让一只有智力的动物变成了发条玩具，其行动任由人类控制。

这种动物机器的观点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受到质疑。这主要归功于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他在《我所是的动物》（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一书中指责哲学对于动物缺乏好奇心。他谴责所谓“有兴趣的无知”致使哲学家在写动物时没有真正尝试去了解它们。如能破除这种无知，可以极大地改变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您关于动物的作品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当初曾有人对其表示怀疑。如何解释科学界的这种不信任？

动物是摆在人文学科面前的一道难题。法国人类学家阿尔伯特·皮耶特（Albert Piette）指出，宗教和动物虽然是天差地别的两个课题，却会让研究者陷入同样的困境。假如你相信上帝的存在，那么你研究的就是神学；假如你不相信上帝，只是对上帝的表象感兴趣，那么你研究的就是社会学。动物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要么研究动物本身，从事科学工作，例如动物学或兽医学；要么从社会或文化角度研究动物的象征意义。我的一些作品受到怀疑，是因为我的工作属于哲学领域，但我研究的是真实的动物，而不是动物的表象。需要指出的是，往往是女性将这些有争议的主题作为研究课题，因为她们对于动物本能或宗教等“高端”问题兴趣寥寥。纵使被边缘化，女性却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争得了更多的回旋余地。

近年来发现动物具备出人意料的能力，这些发现可能带来哪些结果？

意识到动物具有能动性，让这个课题变得更有趣了，我们可以由此建立全新的概念框架，为研究动物的意向性创造空间，并通过观察到的现象作出新的解释。假如你认为动物的种种行为仅仅是为了生存和繁衍，就会忽略他们具备的多种社交技能和认知技能。

更何况动物的许多行为都是极为谨慎的。例如，我曾经有幸观察到生活在沙漠中的阿拉伯鸫鹛（Argya squamiceps）。假如某只雄鸟或雌鸟决定与配偶交配，它们必须瞒着鸟群私下里行事。因为按照规矩，只有鸟群的雄性首领和雌性首领才能繁育后代。为达目的，阿拉伯鸫鹛必须采用极为巧妙的策略——鸟儿会衔起一小根稻草，斜斜地指向潜在伴侣所在的方向，方便它们之间进行对话。如果某人无法想象鸟类能够作出这种行为，就会完全忽视它们之间的关系。

伟大的英国灵长类动物学家塞尔玛·罗厄尔（Thelma Rowell）改变了人们对于狒狒的认识，并且就人们对于类人猿及其认知能力的关注发表质疑。她自问道：我们向猴子提出有趣的问题，有意强调猴子的智力，是否因为猴子与人类是最接近的？人们通常认为绵羊呆头呆脑，但这或许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研究过绵羊的智力。优秀的科学家们接连提出假设，一路高歌猛进。

您的新作《章鱼的自传》采用了小说的形式，书中的袋熊、蜘蛛和章鱼向人类发出了加密信息。小说是推动您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方式吗？

我觉得小说和游戏很像。游戏可以将事物从其存在本质中解脱出来：我手中的笔可以变成一把剑，我养的狗可以变成一匹马，一张纸可以变成一架飞机。小说中的人物则可以摆脱现实生活的某些桎梏，采取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释放出潜藏在表象之下、往往难以看到的多种可能性。

小说还能让我们走得更远，去探索尚未发生的情境。就在20年前，科学家还完全不肯接受所谓动物文化的概念，理由是文化只能属于人类社会。而今事后看来，我们不禁纳闷，当初怎么会愚蠢至此。

同样，从前没有人相信鸟类语言中可能存在语义和句法。我们认为鸟类的叫声不过是表达情感的拟声词，鸟类根本不可能使用不同的词汇来指代不同的捕食者，语言是人类的专利。如今我们可以再一次嘲笑自己的无知了。

借助小说，我可以想象一下50年后会有哪些好笑的事。通过书写袋熊和章鱼的科幻故事，我希望赋予这些动物更多的意向性。这或许不是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但毕竟可以提供多种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预测目前的知识空白在今后将引来哪些嘲笑。我们不要刻意回避，要意识到有朝一日会有人嘲笑我们今天犯下的错误。

科学报告年复一年地讲述着关于地球生物行将没落的悲惨纪事，人们对于物种的消失为什么依然如此冷漠？

用数字来表述物种灭绝现象，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我们必须将物种的灭绝情况记录下来——要对目前的状况发出警报，这是先决条件。但这还不够，因为数字打动不了人心。事实的确如此。人类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与生物世界不再有太多关联，根本无法对这些物种的消失感同身受。例如，我们在几年前就注意到汽车的挡风玻璃上不再爬满昆虫，但并不明白这其中的含义，没有将这个发现与其他现象联系起来。

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认为，新的生态学流派缺乏情感。纵观历史，左派依靠的是解放、正义和进步等情感，这些情感都是动员民众的载体。而右派能够培养与价值观和崇高理念有关的情感。反观生态学流派，这个不得不与人类世相抗衡的流派，他们有什么情感？

许多研究人员正在努力解答这个问题。例如澳大利亚环境哲学家格伦·阿尔布雷希特（Glenn Albrecht）首创了“乡痛症”（ solastalgia ）概念，用来描述人们看到家乡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时内心感受的痛苦。这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艺术史学者埃斯特尔·钟（Estelle Zhong）和哲学家巴蒂斯特·莫里佐（Baptiste Morizot）是年轻一代的法国科研人员，他们正在研究如何用情感工具帮助人们适应世界的现状。困难在于，我们必须摆脱令人麻木的悲观情绪，焕发出昂扬的激情。

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黑暗中的希望》（Hope in the Dark）一书中鼓励人们不要灰心丧气，要记住以往的奋斗历程。我们常常忘记，有太多的胜利是通过斗争得来的。重新唤醒关于这些斗争的记忆，将点燃昂扬的激情。